保护中国女孩，从别逼她结婚开始

别忘了，在此之前，被称为“剩女”的中国适龄女性，可没少受中国男性的羞辱。

最近，由以色列导演希拉·梅达利亚、Shosh Shlam等执导，历时4年拍摄完成的纪录片《剩女》（又称《中国剩女》）受到了广泛关注。

四五年前起意拍摄的作品，到今天依旧未能过时。相关链接的评论区里，感同身受者大有人在。这是创作者的幸事，却也是我们的不幸。

在眼下这个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，单身者依旧要为是否结婚、何时结婚而纠结苦恼，确实是不太说得通的一件事。

有观点亦指出，“剩女”问题的存在，本身就是一种倒退。

然而这个世界，并不是非黑即白、泾渭分明。

如果不曾生于一个物质条件优越、观念开明的环境，那么不管是下定决心坚持单身，还是身体力行贯彻到底，都要经历一场难于登天的漫长跋涉。

13年过去了

单身女性依然备受羞辱

“剩女”一词，在2007年被列入《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（2006）》的171个汉语新词中。自此，媒体对27岁以上单身女性的羞辱，就未曾停止。

然而心态上的分水岭比这还要更早到来。社会舆论上的压力，让不少女性在25岁时就开始为婚姻焦虑。

对婚姻抱有期待的姑娘们，因忙于工作而无法接触到更多适龄男性，加之个人标准的进一步筛选，使得她们遇到理想对象的机会少之又少。

《剩女》一片中，三个受访者的年龄分别是34、28、30+。在世俗的眼光中，除了最后一位在一年内光速完婚生子，其他两位在人生大事的进程上显然已经落后。

其中，律师邱华梅（音）身上，几乎集中了所有单身女性可能遇到的困难。

在婚介所眼中，邱华梅不够美、年纪大、不愿意生育，就是有原罪的。而她所有的择偶条件，都因为她自身的水准“过低”而“站不住脚”，哪怕她已经是一位相对成功的律师。

贬低女性客户的价值，是不少婚介所首先要做的事。/纪录片《剩女》

她对另一半的要求，甚至没有包括任何物质条件，仅仅只是“受过良好教育，尊重女性，愿意承担家务”。

即便如此，也被红娘一句一句驳了回去，最终得出“选择婚姻就不可以选择不生孩子”的结论。

或许在急于提高婚配转化率的机构眼中，大龄单身女性就是打折销售的物品，只要选择了婚姻，就不配拥有任何生而为人的尊严。

婚姻法，是打离婚官司用的。/纪录片《剩女》

来自父母乃至家族的既有观念，也让她遭受到无时不刻的精神打压。

她的姐妹怂恿孩子喊她“光棍姨”，母亲觉得她找对象过于挑剔，父亲甚至将婚姻法的存在理解为每个人必须结婚的法律依据。

最后一句是不是很讽刺？但女性所经受的责备实在太过雷同，以至于我们在看到前面的场景时，都因习以为常而感到麻木。

一旦邱华梅据理力争，他们就搬出那套亲情绑架论，说自己养育她、支持她读书的辛苦，说家人因她不结婚所遭受的舆论压力，最后再上一通糖衣炮弹，柔声细语地表示这都是为了她将来的人生考虑。

多么熟悉的说辞。一套组合拳下来，即便是高知如律师，也止不住地抹泪。

这样的眼泪，多少中国女孩曾流过。/纪录片《剩女》

邱华梅不是没有努力过。和许多大龄青年一样，她也曾去相亲联谊，但始终没有遇到合适的对象。

对方要么不愿意恋爱，要么嫌弃她的出身，要么口口声声“不是大男子主义”、但还掩饰不住对家庭话语权的独占欲。

连去相亲角观望，都要被男方的长辈揶揄“律师太厉害”，被对方明晃晃的拒绝态度伤了自尊。

他们眼中的好儿媳，必须是逆来顺受的。/纪录片《剩女》

正如邱华梅对医生所哭诉的那样，“敌人太多，最好的办法是一边战斗一边撤退”。无法破局的她，选择出国留学，用一种“出人头地”的方式，消解自己不结婚的“不合理”。

在导演的口中，纪录片之外的邱华梅得到了一个圆满结局：不仅完成了在法国的学业，得以在德国定居，还如愿结了婚，实现了事业和家庭的双丰收。

然而，这个振奋人心的“后续汇报”中，依然暗藏着许多普通女性无法企及的幸运。

邱华梅胜利的前提，是即便出身于小乡村，依然能获得全家孤注一掷投入的资源。

而她的四个姐妹，不仅得不到更多受教育的机会，还只能囿于传统观念所要求的、早早踏入嫁人生子的人生轨迹中，成为与父权一起欺侮她的帮凶。

在我们生活的这片广袤土地上，有多少女性能成为邱华梅，又有多少人只能成为邱华梅的姐妹？

连“战斗”，都是要先“被挑选”才有资格做的事。

振聋发聩。/2017年中国纪录片《剩女，盛女》

即便有了斗争的资本，也未必能逃脱亲情与旧俗的束缚。

要么像28岁的徐敏（音）一样，因为过分顺从母亲而错过一段段姻缘；要么像30多岁的教授盖奇（音）一样，和比自己小、不算太高、农村出身的另一半结婚，并迅速生了孩子“糊弄一下他”。

整个社会，都在利用女性的柔情、善良、包容，逼迫她们牺牲自己的正当诉求，为传统观念的权威性乃至社会的稳定性做出牺牲、付出血肉。

类似的悲剧，曾经发生在邱华梅的母亲、徐敏的母亲、盖奇的母亲身上，也正发生在她们的女儿身上。

“剩”下来的中国女性

究竟挑剔什么

按中国目前的男女比例来看，剩男可能是更为严重的问题。

数据显示，目前中国男性人口比女性高出3400万。预计到2026年，中国15-29岁的女性中，每一位就相对应3名以上的男性。适婚年龄人口性别比例的失衡，是数十年都无法抹平的。

但是，不管是日常生活所见，还是媒体导向，我们都很少见到对剩男的批判。在数量上明显占据优势的女性，反而成了被诟病的一方。

如果要从婚姻最早的形态来看，感情深厚与否、双方观念是否一致等，确实是婚姻最不重要的问题。

在17世纪之前，英国上层社会的普遍观念是，子女婚配问题应由父母亲属决定，择偶标准以家族政治和经济利益为主。而早在16世纪，就有贵族通过与商人结亲的方式获取财富。

“父母之命媒妁之言”，也曾写在中国漫长的婚姻发展史中。不然，为何梁山伯与祝英台会成为时代的异类，因勇于抗争而得到世代传颂呢？

威廉·霍加斯（William Hogarth），《时髦的婚姻：婚约》（ Marriage A-la-Mode：The Marriage Settlement），油彩画布，1743，藏于英国伦敦国家美术馆（National Gallery）。

在个人意志得到认可的当下，婚姻给个人乃至家庭的裨益，似乎已经不是人们首要考虑的问题。然而两代人观念的碰撞、新旧标准的拉锯，让婚姻问题变得无比复杂。

不少男性认为，自己迟迟找不到对象，就是因为女方对物质要求过高。车子房子票子缺一不可，丈母娘就是成亲路上最大的拦路虎。

但是，如果不是因为传统继承制度下，唯男方有房产等大宗遗产的继承权，女方又何必撒泼打滚要一套房呢？

在讲求门当户对的年代，假设男女持有遗产的比例普遍为80%与20%，那么双方只有来自两个经济实力相当的家庭，才能让婚后生活的水准与原先持平。否则，结婚就是一项赔钱的买卖。

更何况，在婚姻中另有所图的，绝对不止女性。

早年天涯有一神帖，一自称山西煤老板的网友老叵，坐拥太原一套400多平米的别墅、北京东三环一套126平米的房子、一辆奥迪A6和一辆路虎，要为21岁的女儿招上门女婿，响应者甚众。

但老叵在另一个版面则摇身一变成为浙江女富翁，内容大同小异，说要给儿子招亲。然而应者寥寥，回复内容无一不是嘲讽。

回到当下的语境，如果女性拥有了继承权，或靠个人奋斗得到了一定的资产积累，那么结婚找对象这件事会变得更容易吗？

也许不会，女性甚至会因此而放弃婚姻。

原因显而易见。丧偶式婚姻、丧偶式育儿，本就是东亚家庭的常态。当一个饱受工作重压的成功女性，下班后还要独力承担家务，内心的崩溃可想而知。

要知道，即便是在“妇女能顶半边天”的中国，女性也并不能获得完全平等的竞争机会。升学时的性别歧视，就业时的婚育歧视，都是她们向上攀爬时滚落的巨石。